天津教案以及扬州教案，育婴堂真的是罪魁祸首吗？
我们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教案发生时的民众，固然是觉得不合理，不理智，但回溯到当时，却是古老陈旧的中国与西方接触时，观念，习俗，文化等等的巨大冲击之下，难以避免的。晚清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主要方式即是建造教堂，教会医院，育婴堂，但彼时中国的民众，对天主教和西方一无所知，不能相信其救济众生的教义，认为其兴办公益事业必为图利，且慈幼机构的行为规范，包括收买婴孩，保密制度，都与中国的熟人社会相悖;一些无赖教民又因有利可图，借救济之名行拐骗之实；而育婴堂收治的弃婴又常常本身有疾病或残疾，天津教案爆发前育婴堂流行传染病，大量婴孩死亡，残缺患病尸骨于坟地被发现，更是让民众相信教会有下迷药挖眼剖心之行，育婴堂的封闭性更加重了这一猜想。
当时的反洋教文书有写：“医人虽然工药无资，岂有本心，实欲刺人心肝，盗人脑髓，取人眼目，破人膳子。惟人若无此数件之全体，岂有颜容见祖宗乎？”教务教案档中的记载也可看到当时民众对育婴堂的看法，是残害儿童，以小儿心肝眼睛配药,摄取童精或处女元红等等。而官府方面开始亦是相信和纵容这样的言论，天津教案中张光藻的知府布告中言：“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甚至被视作进步开化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夏燮的《中西纪事》中，也有传教士挖人眼作炼银之药的记载，可见当时隔阂之深。
（图源柯文《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
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可以现代人的上帝视角作出审判，育婴堂是民教冲突爆发的场所，深层的原因是文明的冲突，加上教会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和教民的恶行，民间谣言的传播，最后酿成了教案。
（天津教案爆发地点：天津望海楼教堂 图源网络）
小纠
其实无论是天津教案还是扬州教案，都可以看做是在特殊时期中西文化冲突的表现，而从具体的事件发展来看，教堂方面也有责任，而当地的一些不法分子也趁机钻了空子。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教堂一直充斥着神秘色彩，而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又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因此一旦某些事件发生，很容易将矛盾升级。教案的发生必然是因为矛盾的激化，可以说当时的居民是不理智的，但事出有因又是情有可原的。
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后，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望海楼”。除了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等等这些日常事务之外，还开办了“育婴堂”，即仁慈堂，也就是养育弃婴的慈善孤儿院。开办后，就有人将一些弃婴送到这里，而育婴堂也负责救治以及抚养这些孩子，对于垂死的孤儿或者弃婴他们也没有拒绝，因为要为他们做洗礼还有祷告。并且在当时，救治不力等等因素，到了6月份天气变热，疾病扩散，许多孩子死亡被埋。同时，当时这些教堂也有一些宗教指标要完成，以争取到更多的善款，所以教堂方面也会鼓励扩充收养的人数。所以会给送来弃婴或者是孤儿的人一些奖励。这变相的鼓励了一些不法分子拐卖儿童以获取利益。以上种种都导致了当地居民对教堂初衷的怀疑，社会上便出现了有关“迷拐”“折割（即取生人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的谣言。
这时，有一种说法开始在天津迅速流传：天主堂的神父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用以配制欧洲到处都在搜求、并不惜以重金收购的某种特效药”。在魏源的《海国图志》里，就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而有人目睹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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