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关于古人外交方面的事件？分析一下这些事件？
古人外交事件其中一事件：班超出使西域，促进名族融合。
班超臣服西域，听来就爽多了。使得那时候的汉朝，也算个干涉他国内政的国际警察了。
班超，字定远，安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人，著名历史学家班固的弟弟。自张骞以来，汉朝有60多年没有和西域往来。匈奴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边关再次告急。心怀张骞之志的班超，在这时留下了“投笔从戎”的美谈。
公元前73年，班超奉命出使西域帮国鄯善(今新疆若羌)，意在切断匈奴与鄯善的来往，巩固邻邦关系。来到鄯善国，国王对汉使礼数有加，关怀备至。可是过了不几天，鄯善王对他们却忽然疏懈怠慢起来。班超判断，很可能是匈奴的使者来临，鄯善怕得罪匈奴，才疏远汉使。猜测证实后，果断地袭杀了匈奴使者。次日，班超指着匈奴使者首级，告诫他不得再与匈奴来往。匈奴使者死于鄯善，鄯善便开罪于匈奴，有嘴也说不清了，这样一来，鄯善国被逼上了一条路。鄯善举国惧震，遂决计与匈奴断绝关系，归附东汉，甚至还谴王子入汉为质。这个故事我最早听爷爷讲起，当时我是一直张着嘴的。
班超不仅胆识过人，而且善于分析。西域各国虽然受匈奴控制，但各国对匈奴的态度是不同的。班超很会审时度势，分清敌友，攻心为上，在他手里，政治、军事、外交结合得很是完美。 为了使西域诸国便于共同对抗匈奴，必须先打通南北通道。第二次出使，班超先来到于阗(今新疆和田)。在这里，他如法炮制，提着反对汉朝的神巫首级，逼于阗王杀了匈奴使者，使其归顺。(唉，历史真有戏剧性啊。)
西域南路问题搞定后，班超转向北路——龟兹(今新疆库车)和疏勒(今新疆喀什)还控制在匈奴手里。在匈奴的支持下，疏勒王兜题为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所立，班超利用两国的矛盾，废除兜题，另立疏勒前王兄子忠为王，深得疏勒国人拥护。有人主张杀了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兜题，班超却把他放回龟兹。理由是，龟兹也是东汉争取的对象。当然，还可以用来制约疏勒。
与今天的国际警察美国不同，班超在西域外交，干涉别国的内政也不少，不过威信和声誉竟然很高，这点很值得研究。汉章帝即位，班超奉命回国，于阗闻后，“举国惊恐”，更有甚者，抱着他的马腿哭着不让走。班超感动至深，上书朝廷，继续留在西域。瞧，当国际警察也要当的有艺术啊。
比起张骞来，班超的军事后盾要强得多，对西域各国，他恩威并用。一些追随匈奴的顽固力量，惟有用武力来解决。
班超在西域31年，使西域50多国归顺汉朝，历史功绩有口皆碑。现在来总结一下他的外交策略特点。有人提出，班超是中国“以夷制夷”思想的先祖。他的外交思想很明确，就是东汉统一的战略思想。他的外交是典型的“征战外交”，或者外交辅助征战，或者征战促成外交。
当然，个人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班超机敏果断，胆识过人，不论伐交、伐谋、伐兵，都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我想，他还应该相当有个人魅力的吧。
中国历朝历代都会与其他国家外交，不管是联姻还是战争都可以看为外交的一种。那些国家强盛时期出使外国的使臣被百般尊重确实光荣，荣耀之至。但我更佩服那些在国家危难时或向外国求援或据理力争为国家利益不惧生死的使臣。
宋代的富弼就是这样的使臣。
富弼放到现在，并不声名显赫，甚至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但是这些与他交好的人，你一定知道。
富弼二十岁的时候遇到范仲淹，范仲淹很欣赏他，赞其：“有王佐之才”，还把他引荐给宰相晏殊。晏殊也非常欣赏他，允诺把大女儿嫁给他。（富弼当时没有功名，父亲也只是一个小官，可见晏殊有多欣赏他。）富弼被人诬陷，欧阳修为他上书申辩。（ 非常有名的《朋党论》）富弼的墓志铭是千古文学大家苏轼亲自题写的。
庆历二年，辽国陈兵边境，派大臣肖英索要观南土地。大家都知道宋代缺马，军事力量天生不足，对辽战争一直胜少败多。此时又与西夏李元昊僵持不下，这个时候可以说是生死存亡之际。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前去接待辽使，于是宰相吕夷简向仁宗推荐了富弼。（自己的生死还是小事，无论是态度强硬要是惹恼人家引来战争，还是态度软弱签下不平等条约可都是千古骂名啊）
欧阳修劝阻富弼还引用了颜真卿遇害之事上书仁宗，请求不要让富弼使辽。
富弼道谢却并没有听欧阳修的建议，而是对仁宗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君王忧虑是臣子的耻辱，臣子不敢贪生怕死。）仁宗特别感动，先让他接待辽使。
第一次接待辽使后，仁宗要给他升官，他拒绝了，说国家有难，这是臣子应该做的。
后来富弼出使辽国与辽国君臣几次交锋，最终以两国友好，这样做君主独享好处，如果发生战争的话，好处是贵族的，反而君王要承担一切的祸患说服了辽国皇帝。
富弼忙着国事，收到家书看都不看，后来才知道是自己最喜欢的女儿死了。小儿子出生他也没有来得及看。
这一场出使以不和亲不纳地仅增加岁币落下帷幕，比宋朝君臣设想的还要好。仁亲又要给他升官，富弼再三辞谢，表示增加岁币不是自己本意，但顾念着与西夏的战争，所以不敢以死相拒。这并不是功劳，而是臣子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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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是清朝末年比较大的外交事件。
1870年（同治九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发生瘟疫大批死亡。适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儿童事件，同时民间开始传言“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等荒谬谣言，反洋教情绪高涨。天津知县刘杰经调查此事系民众的误解误会，但此时群众已经无从分辨真假。
教堂门前聚集的民众与教徒发生冲突，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到场向刘杰开枪，打伤其随从，激起了天津民众极大愤慨， 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
清朝方面派出直隶总督曾国藩前来调查，经调查，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于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处死为首杀人的16人， 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9万两白银 ，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天津教案的发生，暴露出许多问题：
一、 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冲突
1、文化的冲突
表面上看，天津教案的发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碰撞和冲突，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传教的方式，传播和灌输所谓的西方文明和价值观，已达到服务于商业贸易的目的。除少部分人思想进步或有留学经历的人接受外，大部分人，特别是长期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采取的是抵制行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乃至穿衣戴帽都产生了极大的反感。
2、 宗教信仰的冲突
中国宗教文化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主要信奉的是佛教、道教。对西方人带来的基督教，缺乏相应的认同感。人们对基督教怀有一种抵触情绪，特备是鸦片战争之后，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种长足发展背后，还隐藏着大的隐患：近代基督教的传入是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进行的，借助坚船利炮，和殖民主义的侵华活动联系在一起，从而是这种活动有一种民族冲突的背景。
二、 清政府落后的观念及行政体制无法与国际接轨
天津教案的发生和处理结果，最深层的原因，是清政府腐朽的“天朝上国”的观念和落后的行政职权划分，在同一时期，西方各国均设有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职能部门——外交部。从清乾隆时期，清政府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鸦片战争开始后，虽然中国打了败仗，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观念和面子还很强，仍视此时的西方列强为传统“狄夷”，不屑也根本不想与之“外交”，只是在南方设立设立了南洋通商大臣、北方设立设立了北洋通商大臣。与外交毫无关系，并且与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相互掣肘，屡有矛盾。天津教案的发生和处理既是在此种条件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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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晏子使楚教案
